当年的我不知道读秀和中国知网

闭门造车搞出了这样的东西（拿百度搜参考文献真是累死了）

时间有限 想改也无力了

曾经无数次地期望过

在罅隙中证明自我

最终全都被他人轻易纳入囊中

倒数第一的那家伙初中写的言情小说获得新概念二等奖也好

正数第一的那家伙也不过如此的人间失格浅析也罢

（最终倒数第一去了北影 

正数第一未赶上地铁 博雅复赛迟到去了政法...）

幻想了三年 

自以为注定的舍我其谁的事情 转瞬成空

精神分裂的症状 不就是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吗

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过60、仪态高雅的寡居女人C太太，在旅人们对饭店发生的风化案进行激烈争论之后，向“我”倾诉了潜藏心底20年的故事：当年42岁的她出于高尚的感情，去挽救一个素昧平生的赌徒，期间经历了在无意识驱使下的24小时。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救赎青年的24小时里，C太太在心理上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充当了母亲和妻子这两个角色。

在拯救青年过程中，C太太艰难地克服了“代代相传、不敢与陌生男子谈话的羞怯”，在无意识驱动下，不顾士绅阶层孀妇的稳重自持，去成为一个陌生人的“母亲”。对此，她这样描述：“是我拯救了他，他已经获救，我感到高兴，我为此感到自豪。于是我以——我没法换种说法，只能说——母亲般的目光看着这个沉睡中的人。我又一次生下他来，让他重获生命——这比生我自己的孩子更为痛苦。”她不厌其烦的劝导和为年轻人厌生的愤怒，无不体现着她因同情而爆发的母性。  

这种救人不仅因为C太太有着善良理性的利他主义人格，也出于一种自救需要，即重新赋予自我意义，给予自我“被需要的满足感”。C太太在丈夫死后，认为“生活已毫无意义……二十三年来和我朝夕相处情投意合的男人已经死去，孩子们并不需要我，……我自己已无所祈求也无所渴慕……我只知道，我常有只求速死了此残生的愿望”。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可以这样说，丈夫只不过是被爱男人的替身，而不是那个男人的本身。’”忠贞自持的C太太在潜意识中将自己当作一个家庭或者丈夫的附属品，她的存在的合理性来源于妻子和母亲这两个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合法角色。她过着和丈夫齐眉举案、情投意合的生活，而实际上对自我的认识却停留在物的层面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表面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女权运动开始时，这位以婚姻为职业、作为丈夫人生布景的贵妇当然无缘劳动，她的生活只是相夫教子和“在我们的社交圈子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其余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游览。”丈夫死去、儿子成人后，这个中年妇女便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她沉浸于亡夫之痛，又不想自己的抑郁给儿子带来困扰，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自身失去价值的哀痛。她“在丈夫死后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任何一个男人”，但“止水槁木”只是表面，在赌场观赌、“保持丈夫的习惯”的过程中，被年轻赌徒的激情和欲望点燃，从而重新寻找自我的意义。这个通过唤醒赌徒让他重回正轨的救人过程亦是自救，她口中的“生育”，是重新让自己回到母亲的身份，获得生存正当性的证明。

兰迪·拉森和戴维·巴斯共同编写的《人格心理学》中提到，弗洛伊德认为：“社会不允许人们毫无顾忌地表现他们的各种性本能和攻击本能，所以，个体必须学会控制这些驱动力。”在男权社会的制度下，女主人公将性的本能压抑在无意识中，以至于之后这些冲动被年轻人的激情唤醒时，她形容自己“中了邪着了魔”，慌乱而纠结于抉择。最后，她不满“他仅仅把她当作一个在他生活道路上出现的圣女来表示尊敬。而没有感觉到我是一个女人。”她甚至愿意抛弃自己的姓氏财产名誉而和他私奔，使自己完全操纵在他手里。渴望成为妻子，更多地出于被爱的需要和对性的需求。

女性意识中作为母亲的部分和作为妻子的部分互相交织。她无私（动机仅在无意识中）地劝导青年，又在男女纠缠接触中感到羞耻并被唤起使“神志已经麻木”的性意识。如波伏娃所说：“女性在婚姻中既获得了生存活力又获得了生命的意义。”母亲和妻子两个角色，正是C太太在婚姻幻灭后渴望再次实现社会价值的体现。

二、激情与理性，本我与超我

茨威格笔下的“激情”，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生本能相符。这一术语指“所有满足需要﹑维持生命和追求快乐的动力”，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和本我的表现。

C太太热衷于观察赌场中“不由自主地凭着原始的本能”而做出动作的手，就是在“力比多”驱动下对人类原始本能渴望的暗示。这种渴望不仅限于性欲，还包括各种寻求快感的冲动。通过这种奇妙的活动，C太太变相地满足着自己对于“激情”和性的渴望。这种暗示类似于阎连科的《风雅颂》中，杨科在妓女的内衣上签名的举动。

人天生所具有的，是生存的本能，包括个体的生存（进食、自卫等）和繁衍（性）需要，既通过后代的延续达到永恒存在的愿望。这些本能作为人体机能储存在类似本我的心理解构中。而在儿童成长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格中逐渐产生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和确立主观的道德、价值标准的超我，而具有较高道德标准的超我在自我协调下，对本我起调节抑制的作用，这就是人类的理性。理性是社会化道德化的，而对于本没有善恶的人类生物本能来说，它使人类人格趋向于社会性的善。女主人公对被误认为妓女感到愤怒﹑耻辱，还有“不敢接近陌生男子”、“为自己和陌生男子在一个低等旅馆度过一夜感到耻辱”等等表现。这份自尊和羞怯来自于上层社会的良好修养和男权制度对女性思想的桎梏。然而也正是这份理性使她战胜了将使自己沉沦毁灭的激情，并最终维持了那份稳重自持。C太太失去尊严、名节，也失去了成为母亲﹑妻子的价值实现的快乐。但即使在此绝境中，她反而感到“痛苦是胆小鬼，碰到强劲有力的求生的欲望，它就锁了回去”。先验的道德并不存在，而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神圣。C太太的理性依旧存在，带着对自身负责的要求，勇敢地求生，并意识到堕落青年的人格“一文不值”，为陷于情欲时背叛抛弃亲人、抛弃对自己和他人责任的念头而自责。

年轻赌徒则死于无法克制的激情。文中多次这样描写年轻人——“更像一个纵情玩耍的男孩的脸”、“富有稚气”、“沉睡中的婴儿”。初生的孩子，只具有人作为生物的本性，而不具有社会化的属性，非善非恶，超我的心理结构和道德观念等都在后天培养形成。赌徒正是这样一个纯洁的幼兽，他虔诚恭谨的社会化人格下，具有孩童的特质。纯洁的婴儿、寻求刺激的野兽，都是纯欲的，由本我驱动而不受社会律令和超我桎梏，本身便统一于一体。纵情赌博、沉浸于一瞬成功快感与刺激，是一个社会化理性被解构的过程，他失却信仰道德，久滞外乡不归，放弃学业负债累累，甚至成为窃贼。而到最后，当赌博结束，他不文一名，彻底陷入异乡的虚无夜空时，理性又重新回归，逼迫他自责，用道德的律令让他厌恶自我、了解余生。这种崩溃时理性的回光返照不仅是人对自己的毁灭，也是在执行着社会淘汰违反它的道德规则的人的智能——因为理性是社会性的。

三、1之于24455的合理性：茨威格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曾有过一个由发现爱情到标榜爱情的过程，很多人甚至认为爱情之价高于生命。但现代科学已证明了爱情是离不开荷尔蒙作用的生物程序。它必然建立于一定的生物基础，就像网游是一连串电脑编程。然而，作为正常的人类情感本能，它应该存在，尤其是健康的爱情可以帮助人们享受到他们所需要的满足感，完成婚姻和生育的任务。

人们都有权利享受激情，寻觅爱。“二十四小时完全可能决定一个女人的命运。”然而一个女人一生中，这种觉醒也许只需二十四小时，她仍将衰老，告别年轻和激情，回归到平静的生活中，理性让她为自己负责，永远做那个风度不凡的贵妇，这也有些残酷，但她却获得了比以往四十年里“丰富得多”的经历。

C太太从被赌徒的激情吸引到真正爱上赌徒身上的年轻﹑虔诚﹑文雅，渴望与之私奔，所追求的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较高级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她和茨威格另一作品中的“陌生女人”一样都有着在情感上依赖男性的共性。然而最后她觉醒的自尊和理智战胜了激情，但其因被当众羞辱、失去尊严而经受的痛苦，并不比陌生女人失去儿子时的悲痛轻。然而陌生女人认为“我对你来说虽生由死，我又何必不乐于死去？”，她在短暂的一生中拒绝他人的爱而封闭自我，在对作家变态式的迷恋中进行着宗教式的献身，将自身存在价值完全绑定在某个遥远的偶像上，她无意识中有寻死的倾向。而C太太与之截然不同，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故事发生时已是年长的孀妇，理性而自尊。她已经历过性欲和自身价值需求的觉醒，人格更成熟完善、趋向健康。也因此她没有成为李纨那样的枯木死灰，在最后，她双颊泛红，“活像一个少女”而“我”对C太太充满感动与崇敬之情。她正如《夜色朦胧》中的少年，经历了爱情的袭击，成了“那些举止得体﹑文静安详的英国人当中的一个。”他被当成没有感情的人，可内心深处,“始终带着一些心爱人儿的肖像…鲜血围着它们燃烧…就像供在玛利亚像前的长明灯。”最后C太太告别激情，回归原来的平静生活是正确的，因为她已经历过自己独有的爱情，也见证了放纵激情的苦果。

这就是茨威格的人道主义精神，既不将人们引入禁欲主义的歧途，也不片面地宣扬这种激情与爱。生活仍要继续，C太太经历的一天不过是她已经历的67年人生的1/24455。那份微带苦涩的甜蜜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茨威格深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在浓墨重彩描写人物情感的同时，理性地剖析着人物丰富的无意识世界，却又未将情感解构至虚无。他注意到了人物的动机——情欲﹑自我价值实现等需求。这恰到好处﹑感人肺腑又发人深省。

备注：此篇文章构思于2014年暑假，完成于今年3月，主题来源于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我有感于茨威格的这篇小说，且读过《人格心理学》、《第二性》等著作，遂以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和自己对社会、人的思考解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