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self-confirmation bias

越来越觉得：扯淡是我的强项

然而为什么给我A-而不是A呢

是pre 和 quiz的问题嘛

 授课教师：XXX女士中文CHI1000-B4 XXX

一、前言

他者是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命题，近代由爱德华·萨义德引申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文化批判术语，而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则在当代中国蓬勃发展。郁达夫早期作品《沉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人道主义思潮中“自我表现”[1]阶段的代表之一，以作者自身经历为创作源泉，反映了在宗主国求学的弱国青年的他者性身份焦虑，兼具人道主义倾向。本文旨在通过对郁达夫表现他者焦虑的意义探讨，分析其人道主义情怀。

二、他者身份下的焦虑

（一）中日殖民关系中的“他者”身份

根据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定义，“他者”是用于区别、建构自我形象特质的客体（要素）并赋予主体意义、界定主体位置的个人或团体。[2]萨义德则在文化批判层面提出“他者”是西方殖民者按自身意识建构、边缘化了的客体——东方被殖民世界及其人民。[3]

身份的原意为“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4]钱超英在《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中指出：“身份焦虑”即身份的不确定性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5]对他者身份的焦虑，即反抗边缘化处境、摆脱被建构抑或强加的被殖民身份时对自身身份不确定性以及种种身份冲突的认同危机。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遭受着日军在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控制，中日关系是不折不扣的宗主国与被殖民地区的关系。郁达夫的笔调下，处处显现着患有忧郁症的主人公对“他者”身份的焦虑：主人公对国别的异常敏感，在承认来自中国时产生如临断头台、忽然伤心落泪的痛苦感受、病态表现，以及对自身留学行为的怀疑。事实上，文中的少年确实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去中心化的地位，作者未明写客观存在的侮辱与欺凌，却在“支那”一词中将歧视与他者化道尽。“支那”一称原取自梵文“Cina”，但在福泽谕吉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及其所掀起的脱亚狂潮中已具有贬义色彩，而其蔑称性质更是在甲午战后加强，它取代了古代到此前“中土”、“大唐”、“中国”的称呼，而成了日本人心中“不知改进之道”的落后、愚顽国度的代名词。[6][7]这一蔑称也就代表了在殖民者建构并强加给殖民地人民以区分出自身优越性的卑怯低贱的形象。虽然主人公在主观臆想下加深了这种对国别认知的痛苦，频繁出现的第一人称视角与其心理描写也模糊化了读者对事实的观测，使读者无法判断诸如侍女等角色是否有意冷落主角、蔑视程度几何，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蔑视是一种历史常识而非无中生有，主人公的痛苦也侧面烘托了这种排他和歧视。

（二）中国本土社会中的 “他者”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他者”身份不仅指中日殖民关系中的“他者”，也是中国本土社会中被排斥、边缘化的他者。与此相照应的，是其长兄因为人正直无私、学识渊博而于官场“被人排斥”和侠气的二兄于军中不如意的境遇。根据小说自传性质，三兄弟原型即为郁达夫任法官的长兄郁华、从军的二兄郁浩和赴日留学、擅长文学的郁达夫。长兄登科入仕本是乡中受到欣羡的知识分子，是乡民中有机会进入权力集团者，然而却仕途多舛，这不得志的三兄弟也被人认为“破了风水”。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仍是一个封建势力在上统治、蒙昧背德之行在下横流的社会。主人公向往自由，因痛恨学堂“专制的弊风”、“迷信管束”而频繁转学退学。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不被组织收编并处于尴尬、对立地位的角色，其主要责任是从社会压力中寻求相对独立，对权势说真话，即便是异乡的“流亡者”、“边缘人”也应履行责任、保有良知。[8]主人公对祖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性质有深切认识，作为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底层知识青年，对此深感焦虑。他不止一次发出对自身留学东洋意义的叩问，质疑道：“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9]他来到N市高等学校，不仅因那儿产美人，也因为那里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除了在激情涌来、理智暂失时呼喊不要知识外，主人公内心深处是否认“胡闹”式留学、以文凭换取荣华富贵之举的，相反地，留学报国之念长存于他心中。当失意落魄之刻，他在自然中寻求解脱之道，幻想自己是“超然独立的隐者”。这种行径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兼具中式出世修身理想特质，也从侧面反映了主人公积极求学而不避世时，多少会有的中国传统人文式的出世济民的理想。因此当少年在本土社会被排斥、边缘化而处于他者境地时，所寄托的济世理想便成了中式文人未能完成的使命。

小说结尾时，主人公对于自身他者境遇发出了如下感叹：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排挤我到这世界外去。[10]可见主人公即使与国内的兄长们也有理念不合的矛盾，初被认为“无恒性”，最后断了交往而自认受到排挤，这也是于本土社会“他者”身份的一种表现。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主人公的他者的身份是双重的，对身份的焦虑是文人意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祖国半殖民社会、宗主国强权社会激烈冲突的产物，是恒常而不可避免的。  

三、焦虑与郁结中展现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对人精神病变的关注

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结构，提倡博爱主义的学说。而在个人主义语义中，包含了人的尊严、自主、自我发展及由此而生成的平等和自由等重要理念。[11]探讨作者表现这种病态的身份焦虑与人道主义情怀的关系，便需要阐明他者身份下的焦虑的丰富内涵。

“他者”境遇昭示了最直接的身份矛盾：来自殖民地的普通青年欣赏异国文化、渴望进步知识，却受到宗主国的歧视与冷遇，背负殖民的一方所取的“支那”蔑称；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于国内寻不到自由发展的空间，哀民之不幸，叹国之不争，然无力改变时局。这些矛盾的共性是人物被剥离权利——于国外被强加上日本人建构的支那贱民身份，于国内受黑暗社会打击、自由民主无望。因此两相结合便形成了主人公于国内国外皆无处容身的零余状态。新文化运动后，国内已出现涌泛着西方民主波光的思想解放浪潮，而受传统道德文化洗礼的主人公仍须痛苦地压制着性欲和爱情。少年两次承认“支那人”的他者身份均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暴露了他者身份，扼杀了被禁锢的寻求爱的可能，一方面使他无法从日本社会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尤其当对象不仅是普通女性，而是性工作从业者时）身上寻找到失却的权力需求。在近乎哀伤幽怨的哥特式浪漫主义笔调下，文本呈现的是秋日凄清寥廓的乡村、诡谲荒凉的滨海图景，以及步入死亡的病痛少年。作者对少年日渐憔悴之貌的描写与少年自伤自悼、自怨自艾式的心理描写，极细腻而富有人情味。这种对身心病痛的关注不仅是作者自身心境情状的抒发，也是一种对人类精神病变质态的普适性关怀。

如：

他的两颊的颧骨更高起来，他的青灰色的眼窝更大起来，他的一双灵活的瞳人，变了同死鱼眼睛一样了。[12]

又：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13]

综上所述，人道主义的最直接表现是对他者身份下的焦虑——构成忧郁症的重要病因的描写，以及人的病态、异变，本身就是对人的复杂性、矛盾性的关注。

（二）爱欲统一的观点

他者性的矛盾推动了情节发展，使主人公对性的需求因孤立无援的身心处境日益增强。他者性身份给少年带来极大的痛苦，将其从淡退的学业、社交中剥离出来，这在少年的时间和心灵上穿凿出巨大的空洞和创伤，催动了他在空洞中反复无常、自言自语式的游离心绪。从此，对异性的向往进一步占据了他的身心。在无意识与意思起伏交错下，在思慕异性而不得、嫖娼而自感受辱的情节中，作者表达了爱欲统一的观点——人道主义的表现之二。

主人公对于女性白腿嫩肤的性幻想和对于知己者的爱情始终交织在一起，渴求苍天赐予他肉体与心灵皆归自己所有的女子。他将爱慕之心寄托于明丽可爱、富有青春朝气的房主女儿身上，在求之不得的怨艾中进行了对自身晦暗怯懦的反思（而这种追求本身就是美的理想的体现）主人公对旅馆主人女儿精神和肉体上的青春靓丽之美的感悟是统一的。性是成年男子肉体上的必需，而爱是一个少年精神上无法割舍的追求。主人公一方面追求相互理解的诗意的爱情——希望恋人“能理解我的苦楚”、“真心真意的爱我”，乃至愿为其死。但另一个方面，哪怕主人公进行自我道德谴责，也从未根本上否定性的需求。这种爱欲统一的观点本身就与一种人道主义宣扬的理性一致，是对人生物本能、社会属性的清晰认识与尊重。

（三）由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悟出的博爱主义的民族意识  

其三是基于他者性矛盾的、由个人主义出发而悟出博爱主义的民族意识抒发。“他者”身份带来的矛盾必然和国别息息相关，矛盾引起的焦虑背后的冲突也必和民族意识有关。学术界有研究者认为《沉沦》一文的爱国情结与文章基调不符，而这仅仅是将个人情场失意、性欲不满强行上升至阶级、民族高度，将个人屈辱感转化为阶级、民族屈辱感。这种说法具有一定批判意义，但并不完全合理。从“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到“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再到主人公死前一句“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14]的三段式死前呐喊，正是语义的递进和升华。

陈少峰《生命的尊严——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一书中提到人道主义的内涵——“三是以强调人的尊严、道德自律和维护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四是博爱主义。”[15]《沉沦》中主人公不甘国家衰亡而受奴役、被强加于“支那”称呼之耻，不甘酒醉落寞之姿、向侍女展现高歌诗赋的诗人身份，正是人的尊严的抒发；而少年对嫖娼悖德的懊悔、训诫则体现了道德自律；求知自强、慨叹祖国贫弱、反抗他者身份之举，正是意识到个人权利受他国奴役祖国而侵犯后的表现——而这些都来源于这可贵的个人主义。“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一句突破了个人尊严、爱欲的追求，正体现了由个人主义推及博爱主义的感悟。个人主义从来不是某种被妖魔化的邪念，而是主体对自我意识中的必要规范，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也未必该被神化至此境地。依笔者所见，人的生物本能决定人的任何自愿性选择在生物层面上本质已包含了一种既成满足感交易或倾向性偏好。博爱或爱国的利他的本质是利己的延伸，且由于生物个体感知、行为的独立性的限制，本质上仍是一种利己。若否定利己主义，将《沉沦》中的对于性、爱、权力、自尊、自由渴望的勇敢抒发斥责为无节制的宣泄，否定其对博爱主义的贡献，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的主要价值观也无根生长。

中国自封建宗法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个人主义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因此横向移植而来的人道主义难以在中国扎根。认为《沉沦》只是在宣泄情欲而嫁接了爱国情结是不妥的——大有可能源于国内将个人主义妖魔化的偏见。实际上，爱国情结也好、民族意识也好，都是非先验的、非恒常的。一个人的爱国情结和民族意识本就该从个人受侵害的现状中觉醒，再推己及人，联想到与己有共同生活土壤这一共性的祖国人民。刘卫国认为人在一般层面上会有文化、阶层种种差别，但在更高层面上心灵相通，人类意识就是对这种人类共通性的意识。[16]而主人公由自身精神困境想到祖国还有受苦的同胞、抒发希望祖国富强的悲愿，正是对个人主义局限性的突破，是萌发人类意识、产生普适性人道主义倾向的证明。

三、结语

综上所述，郁达夫作为旅日文学家的代表之一，在二十世纪初期，通过小说抒发对他者身份的焦虑并表现人道主义倾向，正符合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中自我表现主义思潮这一阶段的成就，郁达夫于此阶段的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

[1]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页63-64。

[2]（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页129。

[3]童佳：《浅论“他者”思想及其形象学意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钟华教授指导，2012年），页1。

[4]潘桦：《世界著名电影导演创作分析》（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年），页216。

[5]钱超英：<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0年），页4-12。

[6]江颖禅：<‘支那’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蔑称 >，《科技文萃》，第8期（1995年），页60。

[7]刘金鑫：<日语中“支那”一词贬义的形成述评>，《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2008年），页111-112。

[8]（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页6。

[9]郁达夫：《沉沦》（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页18-53。

[10] 同前注。

[11]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页57-60。

[12] 同前注。

[13] 同前注。

[14]郁达夫：《沉沦》（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页18-53。

[15]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页64。

[16]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湖南:岳麓书社,2007年），页204。